与老俞聊天其二:人类自由与区块链

导读:数字时代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交换,人类快速迭代的认知,必将会对一直缓慢进化的价值交换形式提出变革要求。在区块链上进行编码,实现基于个体的信誉证明,实现个体间的充分合作,是目前来看是人类走出囚徒困境实现自由的可行的唯一解决方案。以下文字整理于吴建刚和老俞的8月19日北京交谈音频,内容经吴建刚审定。感谢参与聊天的“我们聊区块链”公益性学习组织的基金会成员老俞。另,在《比特币白皮书》发布10周年之际,将这一录音的第二部分整理出来,以示对中本聪的敬意。感谢中本聪,你的出现和消失体现了真正的去中心化思想。

信任是合作的基础

吴建刚:要在体系里面生存的话,需要去遵从体系的规则,但是你不一定认可规则,实际上你没有很好的选择权。巴菲特说,如果他是出生在非洲一个国家的话,他的体力又比较弱,他就没办法像美国这么成功的,因为美国保护私人产权,美国有这么发达的金融市场,让他可以在所有这些金融市场上再建立一层叫基金的东西,他可以去玩这个游戏,而且玩得很好。但是他在非洲肯定就不行,所以他感谢美国,他也把自己的钱基本上是裸捐出来了,所以如果巴菲特出生在非洲,他整个人的创造力就会极大的受限。现在我们看到的极大的悲哀就是在于大部分人,他们的创造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可能是因为他要受到一套政治的洗脑,可能是受到他爱国主义的洗脑。实际上我是认为,如果有一种可能性,让这些人从囚徒困境走出来的话,才是时代解决最大的问题。

老俞: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从囚徒博弈走出来,如何这种对抗下实现帕累托改进,其实你刚才说的就是当我们在没有联系,或者信息有限的时候,天然的基因的决定这两个猎人是开枪的,因为这叫我们在投资里面的风险。

吴建刚:关键不是基因,是损益计算。

老俞:我不知道收益是什么样的,但我知道风险我是受不了的,那我宁愿不要合作的收益,那我要先止损掉损失的风险,他是基于这样一个收益不确定,先止损风险的情况下,所以最后说我要先开枪,我要打掉你,其实很核心的原因就是没有联系,没有联合。没有联系以前,在云端的一个智能合约的时候,他们是有可能知道风险是有限的了,而是去朝向收益方向去发展,而不是朝着恶的方向去考虑后续问题了。风险有限的情况下,那我们合作可以形成共识,通过共识进行合作,所以说联系、联合是很重要的。

吴建刚:所以,就是要使双方不用先建立信任就能合作。在母系社会可能就是我生了你,因为是我怀孕,所以我知道,但是父亲就没事了,因为不知道父亲是谁,所以先建立母系社会,关键是要有信任关系。现在社会就是说我们要喝茶、吃饭,要恋爱,这还是要建立一个信任关系。

老俞:各种社会关系,其实是这么来讲,最原始的社会是通过血亲,母系社会;后来通过类似于家庭的家族,其实也是血亲。

吴建刚:部落,部落实际上是父系的一个家族。

老俞:父系了,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更广,他有十个老婆的话,十个女人的话,就可以有一大堆孩子了。

吴建刚:对,因为那时候有剩余产品,所以说一个男人有很多钱,他可以知道,他可以占有女人,女人不能跟别人交配,他可以一个人,知道自己孩子是谁了,建立了一夫多妻制,或者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对某些弱势男人的保护,但是你建立了之后,父系社会就产生了。

老俞:但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其实是在增强和扩大了信任。

吴建刚:信任成本越来越低了,后来建立宪法社会,但是宪法社会之前还有各种形态的,封建社会等等。

老俞:其实总体来讲信任还是在不断扩大的。

吴建刚:不断在扩大,扩大到现在就像有一本书的书名,叫《世界是平的》。

老俞:06年的书,很经典的。

吴建刚:信息不断在扩大的,但是是通过中心节点进行的。现在还是有很多中心化组织的单点风险,还有很多单点之间对抗的存在。

老俞:但是你看,微信,就拿微信的社群来讲的话,其实就已经是在向零知识,无信任情况下,没有信用,无信用。

吴建刚:说不定我们都不会见面。

老俞:对,没有信用的情况下,已经可以开始建立一点信任,基于这样一点信任去发掘更多的信用。

吴建刚:其实我建立吴聊区块链就是通过免费的课程,大家没有功利的情况下,先建立信任,在信任的基础上就可以玩很多事情了。因为现在区块链实际上是受到了各方面的打压,也存在认识水平也不够等问题,所以首先我们要扩大认知水平,扩大认知规模,其次我们在上面再去建一些项目,我们一起去做一些项目,再扩大社区,实际上也是在区块链的世界里面让大家去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建立信任,或者说不需要信任了,因为信任建立在代码上了,所以区块链它就是跟社区是非常相关的一个事。

声誉证明

老俞: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些深入的思考分析,区分了信用和信任,信用是一个客观范畴的,信任是一个主观范畴的。就拿咱们基金会来讲,咱们基金会,其实大家刚开始在里面的话都是零信用,信用就是可以使用的信息。虽然刚开始没有可使用的信息,但是当大家信息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开始有人说我愿意加你,我愿意加他,他愿意加我,其实就已经是通过信息就获取了一些信用了。有一些信用就意味着为什么你去加他,不去加他,是因为你认为跟他,你认为,产生了一点你的主观信任,开始有一点共识。再开始了进一步的,进入到了网友见面的时候,就有了更丰富的信息和事实了,这时候信任就开始逐步建立了。

吴建刚:是啊。我孵化的新的项目里面,专门有一个词叫proof of reputation。

老俞:PoR。

吴建刚:对,PoR,你要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里面信息披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让好人去披露大量好的信息,让坏人关于他坏的信息永远消灭不了。所以,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self-KYC,因为有人愿意揭示自己的信息,愿意把自己的身份证上传,他愿意把自己的朋友圈公开,我们会给他一个渠道,但是你公开后,你自己也不能篡改。这样的系统里,让好人能够自我监视,这样的好人,他会不停的维护自己的声誉,实际上叫声誉证明,不停维护自己的声誉,跟他做生意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做生意的人,就是用了钱去投票,你做生意之后,你可以在后面做点评,比如说你做一百块钱的生意,你的点评就不是重要,如果你做一万块钱的生意,点评就比较重要,大家就会用点评加上这样的一个生意的量去建立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析体系。最后就会有人做数据服务,会在数据浏览器里面做一个排序。比如,如果你是全网声誉最高的,那他以后就可以变成一个做仲裁的等等,就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角色。另外,我们会提供一个社交的功能,就是有朋友圈,有自己的公众号。也有淘宝店的功能,有自己的产品发布的渠道,让每个人都变成商人,每个人都变成去购买、销售,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账号的话,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跟全世界有账号(一个地址)的人交流和交易,这些交流和交易的信息又成为身份证明的一部分。

第二,你可以在你的朋友圈发布你的各种各样的信息,音频的,视频的,像我经常讲课,我就不需要发到喜马拉雅去了,我就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只要我声誉足够好,他们就会来听我的课,那我可能五节课可以免费,也可以收费,那你就开始卖自己的产品了。有些人可以把自己其他的产品,手工艺品,信息传上去,那有些人像他买东西成功了,那就可以后面有点评,就变成了淘宝了,而且所有跟他做生意的人就可以形成一个群,跟他做朋友圈交易的,朋友圈进行点评的那些人,比如说我在你朋友圈点赞,这就变成我第一层级的朋友,跟我做过生意的人,就会变成我第二层级的,我就会有一个Call center,就是所有这些人有跟我做过生意的,自动会加入一个组,组里面就是大家会对产品进行点评,提出问题,就是现在类似Call center的功能。

所以,你有一个地址,你就可以跟全世界联系,跟全世界做生意,这就建立了个人跟个人这样颗粒度非常低的主体之间的交互,有了自我的声誉证明之后,可以把数据赋权给个人之后,社会合作的颗粒度就会越来越低。通过赋权给个人,让他可以跟全世界交流,跟全世界做生意,而且他们可以在上面建立一些复杂的智能合约,智能合约有可能是Airbnb,每个人把自己可以出租的房子在自己朋友圈里面,因为有二级域名,比如说叫jiangang.house,那我就在上面出租房子。所以,很多人都在自己的数据库里面发布出租房子,就变成了一个Airbnb。因为数据是个人的,只要在上面再建立一个数据浏览器,对它进行地点、房型、出租等等数据分类,就变成了在上面建立一个Airbnb的数据浏览器。比如说我们现在北京地方,我要去找Airbnb,我直接到数据浏览器去搜索信息,就可以连接到人了,其实都没有必要专门建一个Airbnb,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房子,每个人有自己的声誉证明等等,我直接就可以联系对方,问你的房子怎么样,就可以签一个智能合约,他把房子的智能锁的密码,密码有一个生存周期的,输一天密码就是一天都可以进入,我把币转给他,密码自动生成,房主都没办法去篡改密码,那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做Airbnb了,实际上这已经变成了一个Airbnb的大公司,但是却没有公司的形态了,是个人的数据+推荐程序+个人跟个人之间的交易。

老俞:这句话很重要,就是发展一个巨大的公司,却没有公司形态,就像说整个社会的各种关系和发展,都已经是点对点顺畅真实可信的进行开展了,整个没有政府什么事了。

吴建刚:就是第二个层面,因为我跟全世界做生意,但是我没有用到政府的服务,因为我自己做KYC,我自己不需要你发一个身份证明等等,我需要交税的动机或者必要性就减少,因为政府没有提供服务。如果是一个民主社会,选民会问你政府拿这么多钱干吗,我做生意也好,干什么也好,政府都没有提供任何服务,甚至上面都不需要法律司务了,司法、监狱、公检法、什么国会这一套立法机制逐渐就缩小缩小,而且在自然的选择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就缩小了,个人的角色就变大了,而个人跟全世界做生意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可能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房产、生意,我的客户群,我也不必要说要区分肤色、种族、宗教,我不需要知道你是哪个国家的,那时候大家相互对抗的可能性也减少了。

老俞:共产主义的味道太强了,天下大同。

吴建刚:对抗的可能性也减少了。

老俞:其实政府特别是一个公共福利机构是需要存在的,因为他需要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是个体或者某个公司能做到的。

吴建刚:对,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也许区块链会想出一些办法,逐渐替代那些现在看起来不可能替代的一些东西,逐渐地,政府就变小了。

老俞:我可以肯定的就是就像亚当斯密一样,国家的关于国防职能是从来没有作为政府职能的,也不是作为国家的。马克思也说,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

吴建刚:对,亚当斯密他提出夜警政府,就是你在晚上敲敲更就好了,你不需要真正存在,就是大家都睡了,你悄悄的出来做一些大家需要做的事。我看过一些很多论文,讲关于国有,关于国家职能的,其实很多都是可以外包的,可以去招标政府服务,包括你说现在印钞票等等政府功能,在国外很多是外包的。大家知道军事,在法国很多就是雇佣军,都是可以外包的,他效率比你还高,职业军人,你现在中国,你搞一些部队,你要跟他宣传,那一套洗脑,但是已经听不进去了,但你说给他钱,他去雇佣,这是一笔生意,那其实还好办。所以很多事情就通过市场机制,这就是亚当斯密说的无形的手。后来凯恩斯就是说要有一个有形的手,但主要是市场的失灵时需要。实际上,我比较相信奥地利学派,政府为什么会出现呢,是因为市场有时候搞不定一些事,但是如果你用一些技术手段,让市场比如说信息不对称,询价成本、讨价还价成本等等都降低,那其实市场他可以自动达到平衡的。

成为自由人

老俞:咱们聊下一个层面的事情,不做展开,第一个,从理论和逻辑上已经可以看到国家是不需要存在的,第二个,政府的职能是需要存在的。政府的职能核心就是两点,第一,公共基础设施,第二,公共安全,公共安全的话,防止个体的作恶,就是类似于这种刑事犯罪一样的,因为人是情绪化的生命。

吴建刚:对,我也一直在考虑,就是刑法如果一直存在的话,其实是需要有一套体系的,但是民法的存在必要性就变小了。

老俞:民法的必要性很小很小,但是你发现,当刑法存在的时候,公共安全需要存在的时候,衍生出来就需要警察。

吴建刚:对,但我想到另外一个方法,其实刑法的必要性减少很多,就是以后的在线制裁。你看“Black Mirror”(《黑镜》)有一集,,它说如果你们两口子闹事,或者你做一些非常极端的事情,实际上每个人眼里边都有一个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可以把你给屏蔽,让你看不到对方的脸,一走近的话,耳朵里面会产生噪音什么的,让你听不到对方讲话。还有很多公共产品你都买不到,因为你的指纹刷不了了。如果这样子的话,通过经济制裁可以让人在社会上监禁,就是没有监狱的监禁。

老俞:明白。

吴建刚:其实就不需要真正的司法上的房子,就只要授权,我直接就把你屏蔽了,通过每个人对你执法,只要你跟所有之间都没有做生意了,也许你第二天饭都吃不了了,到那种极端的情况可能不会,因为到时候政府可能会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因为生存权是作为人的一个基本的尊严。但是你想要做别的发展的事就非常难了,我觉得这一种可行的惩罚方式。甚至,很多人会在堕落之前就给他很多小的惩罚了,所以就避免向进一步深的堕落,所以司法就是包括刑法存在的必要性也进一步减少了。我不知道要多久,但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老俞:我觉得凡是人类想象到的都会变现,所有的科技都是由科幻小说首先来实现的。

吴建刚:对,三体里面第二集就是罗辑,有人就不停的去谋杀他,谋杀他是用一种病毒,可以操控很多东西,比如说椅子,可以自动包裹的椅子,在未来就会出现那种椅子,打的士,会有自动的飞行车。但是包裹你的时候,它是逐渐加紧,把你弄的没法呼吸,因为有个病毒在里面,飞行车呢,直接就冲过来撞你。未来这是实现了原子跟信息的可编程,所有原子的可编程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物理态的工具,它们都实现了可编程了,那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制裁另外一个人的权限是非常大的。那时候连刑法必要性都减少了,唯一剩下的就是国防了。国防是因为还有护照,还有国家的存在形式,如果没有护照,没有国家存在形式的话,或者每个国家内拘禁的人口数量减少,很多人都变成世界人,就像德国或者是很多发达国家,包括中国的有钱人,他们已经是世界人,他们不关注国家政治,比如你北京政权的更替,他们也许不见得关注了。

老俞:对,因为自由了。

吴建刚:他有好多的身份了,有些是双重国籍的,有些是有绿卡的。实际上在德国现在的选举,可能很多只是中产阶级关注,因为他们不自由,他们存在国家生存找饭吃,真正有钱的人,早就在很多国家开了分支机构,有自己的房产了,所以到那时候,真正有钱人不愿意出钱给国防了,剩下一批屌丝在这边说保护我,保护的必要性有多大呢?

老俞:只有绵羊才需要保护,真正的中产,成为狼的时候,他已经不需要保护了。

吴建刚:那时候,我觉得可能大家会真正去削减核武器,甚至有些人在火星上都有一自己的房产了,你这边发生核武器都跟我没有多大的关系了。这样,国防必要性会减少了。虽然我还没有想得很清楚,但是如果没有钱的话,国防肯定是运行不下去的。你要想,国防钱从哪里来的,不可能从那些屌丝来,而且你打仗的话,随时大家都是在全球飞的,因为有个人飞机,那时候能源可能会很便宜。

老俞:最后发现,你想战争的本质其实是少数统治阶级和另一个少数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所有的民众,乃至中产以下的话,全部都是炮灰,全部都是牺牲品而已,其实当这种经济和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的认知理念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他具有了相当大的自由能力和自由意志的时候,你就让他们再去做炮灰是不可能的。他们会说,你们想打你们去打就是了,我才懒得去管。

吴建刚:对,每个人都有飞行车,这时候国籍也可以不是很重要。

老俞:其实你想想,从这个角度来讲,什么叫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其实是一个挺扯淡的东西,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关系水平下,就像两个村之间也会相互对抗,对国家之间也是这样的。但是,当世界整个的经济和生产力乃至生产关系到了一定的和谐程度以后,其实是国家这个概念,纯粹是某些少数阶层为了去强化和保持自己的压榨和剥削能力和地位,而用强力去建立的国家。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人强行的圈起来,圈起来,其实是为了他的榨取。

吴建刚:我们现在说还有点敏感,但是其实爱国主义的本质是很狭隘的。

老俞:我觉得是某种意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

吴建刚:甚至是反社会的,反人类的。

老俞:第一它是反社会的,第二它甚至是一种愚昧。如果当它发生了所谓的这种强权性的爱国主义的战争的时候,那就真的是反人类了。

吴建刚:所以如果国防也不见得重要,是不是人类真的可以消除一个病毒,人类的病毒就是战争,那时候如果战争也没有了,那我觉得,因为战争有时候会造成社会的大毁灭,人口的毁灭等等,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人类文明的进化可能会加速一点。现在的进化,最近大家可以看到IT发展,刘慈欣说IT发展是一种假象,让我们觉得好像社会发展很快,像基础科学没有什么进步的。所以,如果把那些对抗都剔除了,每个人都可以像伊隆·马斯克,像智能合约就像一些私人公司那样去创造各种各样的生产关系、合作关系,大家在上面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探索、艺术、爱啊什么的,那时候社会才能真正迎来一个思想的大解放,可能是另外一次文艺复兴。那次文艺复兴我觉得是全人类的解放,而不是一小撮人的解放。你说发生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管是罗马、巴塞罗那那些地方,实际上就是一小撮人,米开朗基诺,达芬奇那些人,整个人类没有调动起来。